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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养生 决定你“鸿运当头”还是“霉运缠身”
2013-09-29 11:34:36   来源:    点击:

法律养生 决定你“鸿运当头”还是“霉运缠身”
文/钱卫清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        律师服务以“最大化地保护当事人利益”,为当事人“挽回经济损失”为着眼点,并且是律师事务所宣传语中千篇一律的一部分。其实这是一种静态的、个案的观点,而不是系统的、可持续的观念。
  当事人,或者是企业,或者是个人,是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无形生命。无形生命遭遇法律危机,是由于日常行为不检所致,从小病终酿成大病,进了法院,手术治疗时只能以“利益最大化”的标准去决定诉讼策略,看是舍胳膊保腿是利益最大化呢,还是舍孩子保大人是利益最大化。这都是非常残酷的决定。而法律服务的“治本”之策是要规范企业的行为,使当事人在日常决策、做每一个决定时,都会进行法律评估。这在法治国家很容易做到,但在我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,就是法治不健全,社会是有病的。
  史玉柱说: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法规 。上一个实体项目,要敲几十个公章,面对几千条‘严禁’,几百条‘处罚’。如果严格执法,实体企业家全要在监狱里过年。不能全抓,就出现了选择性执法。”无法可依,有法不依,是无法无天;选择性执法,也是无法无天。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,如果随波逐流,又会如何?史玉柱没给出答案,他说:“庆幸我退休啦。”史玉柱是一位企业家,他批评的是“计划”经济遗留的恶法。
  恶法何其多,那么什么样的法才是良法,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法?答案只有一个:就是尊重和实现生命价值的法。在这里,生命绝不能只做“肉身生命”的解读,而是要将其解读为“无形生命”。尊重生命,使生命“实现”,是包括法在内的一切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意义。
  希望法律养生能够全面改变立法、司法、执法、法律服务的价值取向、思维方式,一切从关注人的生存命运状态角度重新对立法、司法、执法、法律服务进行衡量、思考、评估。
 
  作为一个国家法律职业、法律系统的重要部分,律师服务也应该重新思索,什么才是成功的律师服务?
  在轰动全球的达娃之争中,律师为达能在全球打官司,法律相关费用达到5700万欧元。这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完全失败的律师服务。2008年,达能启动合资企业纠纷的危机预案,以大规模的舆论战开始,曾经获得了良好的和解时机。但是这一和解时机被自己发起的大规模诉讼淹没。宗庆后稳住阵脚后,在法律战场上与达能分胜负。而最终的事实证明,在法律战场上,达能却担负了很大的风险,最后以多起败诉告终,只能低价退出娃哈哈 。法律战场的风险是不确定的,律师不能够为了突出律师角色的社会作用,让当事人把“宝”随意押注在法律战场上。
  还有的企业在劳动用工、税务方面存在大量的漏洞,律师也以非常勤勉的服务精神在服务,但是劳资关系并不好,税务上“包装过度”,也总存在自查补税的风险。企业遇到了案件,律师本着“当事人利益最大化”的原则,不择手段取得了个案的成功,但是破坏了企业的重要关系,导致企业生命受到严重的破坏。
  深圳有一家国际连锁店,在市中心某处大型商业地产开发阶段介入,条件非常优惠,租金非常低,并且与营业收入挂钩。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,由于企业财务计算的原因,与出租方出现了一些争议。顾问律师为了“当事人利益最大化”,极力挑起了诉讼,结果出租方的态度从积极配合企业经营,变成了积极阻碍企业经营,变着法子把原来设置的通向企业营业地点的导航设施拆除,甚至用一人多高的绿色植物遮挡视线,让顾客找不到这家连锁店,企业经营大受影响,而且持续了两年时间。两年间,由于存在诉讼,企业高层拒绝会面谈判,局面一直无法收拾。这个案子充分说明了律师服务标准与企业养生标准之间的冲突。如果律师与企业都能够在“养生标准”上达成一致,那么律师服务能够更好地整合进企业经营中,形成促成企业发展壮大的合力。
 
  企业与企业家的法律养生应该如何进行?
  民营企业第一个强大的敌人,正是其自身。
  有一个齐人攫金的故事。说齐人在集市上看到一块金子,伸手拿了就走,结果被捉住打一顿。大家看他也不像疯子,忍不住都问他:旁边明明有人,你怎么就拿人家金子?齐人说:我拿金子的时候,眼里只见金子,不见人。
 
  其实“见金时不见人”的错误人人都会犯,大型企业、大老板更是经常接受着这种考验。落马的企业家大多数是被“法办”的,法律隐患已经潜伏多年,最后情节严重到足以将企业家判处死刑。
  企业法律风险的控制、防范是非常重要的,深入分析企业法律风险防范,首先还是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来分析。企业家个人的法律风险防范,和他个人的生活方式、个人的价值体系、个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决策能力,以及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,在哪个环节会招致企业家个人身价性命、法律危机。
  宗庆后跟黄光裕是两位顶尖的企业家,最后却走向不同的命运。他们有什么不同,为什么宗庆后的企业越做越好,越做越强,而且在面对达能这种世界级的跨国公司的强烈冲击,全球的战略、全球的诉讼、媒体的大战,居然不倒。黄光裕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倒掉?这跟企业的生存逻辑、盈利模式有巨大关系。
  宗庆后之所以不倒,给我们了一些启示:他的生存逻辑非常健康,他是完全面对市场而不是利用政府的资源、官员的权力去分割资源、获得收益、壮大做强。宗庆后一年两百多天都是在第一线市场,完全面对市场。娃哈哈的盈利模式采取产地销,联销体,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模式。宗庆后的毛泽东思想学得非常牢,他在农村15年,就看一本书《毛泽东选集》,《毛主席语录》背得滚瓜烂熟。宗庆后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,跟他的盈利模式、生存逻辑有关。宗庆后虽然企业发展快,但在达娃之争的重大危机面前,达能千万百计要找到他的把柄,包括他跟政府的勾结,甚至不惜用侦探公司来跟踪他的行踪,结果愣没有找出致命的法律风险来,达能非常失望。
  相比之下,黄光裕也是中国首富,他的盈利模式是通过大卖场的方式去压榨生产厂家,把钱拿到以后,就去赌博、洗钱,做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,他这种盈利模式迟早会出事。就像很多房地产(行情 专区)商,为什么出事的总是他们,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呢?因为他的盈利模式、生产逻辑决定了他迟早要出事。他的盈利模式是什么?就是拿一块地,把所有官员各个环节买通,按照潜规则利益分配,进行利益输送。这种输送过程中,一旦一个官员出事就带出一批人出事。像最近一个官员出事以后,多少房地产老板逃到香港去,不敢回来。一个官员倒台以后,拖出一批企业家,一个企业家进去以后又带出一批官员,这些都跟企业的生存逻辑、盈利模式、盈利点是有关系的。当时黄光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给郑少东个人消费。2006年有关部门去查黄光裕银行(行情 专区)贷款问题,是郑少东帮他摆平的,这种官商关系非常紧密。
  民营企业的命运背后,是职工、供货商、债权人甚至地方经济、行业等大大小小经济体的震荡;企业家命运的背后,则是一个家庭的颠覆,至亲煎熬多年,生不如死,以至于许多企业家或者其家属选择了轻生。一旦“摊上大事儿”,轻生成为一种解脱方式。
  企业家必须看到,企业经营与人的生存、与命运息息相关。其实,只要企业家能够把生命与企业联系起来,从“生命”的视角看待“做企业”、“做老板”,经营行为就会安全多了。
  现阶段我国做企业的人大大小小都违法,有的情形非常严重,相对来说违法追究率则是非常低的,真正被严格绳之以法的人占极少数。但是,由于执法环境不规范,个别执法人员同样缺失法律信仰,所以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,“惹事上身”的企业家所受的待遇令人发指。像湖北首富龚家龙在拘留所里就受尽折磨,刑警匪夷所思地不许他眨眼。
 
  在“抽中下下签”被违法追究与被违法追究后加倍受苦之间有一条“固定”的联系,就是一旦抽中下下签,多半就逃不了额外受苦,雪上必然会加霜。这是为什么呢?
  这是由于被“法办”的企业家,与他们的违法情节往往无关,却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长期偏离“情理”,破坏了由“情理法”三个支柱构成的社会关系,在个人与企业的小社会圈中情薄、理偏,继之以“法办”。所以在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法律程序中,事件解决变的复杂,受到不人道的对待。侥幸、贪婪、见事不明、急功近利,才是真正的生命杀手。
  法律并不是唯一的权威与标尺,借用一句古话“道高一尺、魔高一丈”,其实法律高仅有一尺,情理高足一丈,情理宽于法,在情理的空间内,是安全的“灰色”区域。“道”是看不到、摸不着的,如何找到它呢?老子说:“反者道之动”。道是无形的,但是违背了道,后果就显露了:病症、危机,就是道的“形”。
  看到企业生命中的“病”,企业家个性中的“病”,只有“知病”,才有治病与养护生命的机会。病是“逆机制”,知道了“逆”机制,要行“正机制”,就得到了养生之道。
  因此,企业家必须明白法律不是“身外之物”,法律风险就像是“病”,人食五谷,不可能没有病;法律风险是企业关系冲突的征表,透过法律分析、法律诊断,把关系理顺,生命的状态就会好。法律养生,就是通过对法律风险的诊断,调整不正当、不合理的企业内外部关系。但最根本的,是从企业家的“心”入手,养心形成“法智慧”,从心所欲而不逾矩,使人生与企业经营之路平顺。
  后十八大时代的官员养生是法律养生
  为官者没有不关心自己命运的。官员在官场的惯性中失去了方向,容易把一切归咎于命运:每一个官运不佳的人都会叹自己“运”不好。
  但是究竟什么是官员的“命”与“运”?对于一个时刻要做决定的官员来说,“命”就是官场中所有的规则与惯性,“运”是本人所做的每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。
  官场中潜规则或者灰色地带太多。做官事实上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,久了就会成为习惯。一开始时大家学习习惯、适应习惯,但是随后必须有一个反思习惯、对习惯警觉的时期。
  时代气候在变,人的行为要随之改变,否则就会在“不知不觉”中成了习惯的牺牲品,最后怨天尤人,亲者痛仇者快。现实不像电视剧,没有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,“正面角色”与“反面角色”,“主角”与“配角”之分,每个人都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“主角”。不像在电视剧里,我们的“主角”只有一次生命,一旦受到伤害难以恢复,被判坐牢更是难以翻身。这一出官场戏,“主角”一旦受创,一生便成为一场悲剧。
  信息时代、转型期的中国,官场逐渐被曝露在聚光灯下,而一切“黑幕交易”只能在阴暗中才能生存。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对反腐作了特别的程序性规定:腐败官员涉嫌刑事程序,可以被“指定居住”。这一条被学者质疑为“秘密关押”。的确如此,但还不仅如此!新《刑事诉讼法》还规定“技术侦查”,规定特大贪腐案件律师会见都要经过特批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?
  “技术侦查”就是动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获得案件侦破所需要的信息。现代信息社会技术手段无孔不入,一个丧失了通信秘密权的人,如同聋子、哑巴,其苦可知。而律师会见若也被禁止,被羁押的官员恐怕就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了。
  如果此时官员仍局势不明、不加判断,任由习惯支配,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,甚至导致注定的悲剧。官员落马,其实都是在给官场腐败文化堵枪眼。
  法律程序已经悬了三把利剑在贪腐官员头上,怎么办?
  官员必须要对法律有敬畏。若无敬畏,维稳的对象不会只是普通百姓,必然蔓延到官员身上。破除习惯和惯性,是法律养生的圆融路线。法律养生要因时因事因地而“转”,不可以用以往经验中安全的方法处理当下的事务。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尤为突出。短短几十年,中国的制度环境在加速度、高频率地变化着,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一样。为官不给官场、给社会把脉,总是用昨天的经验处理今天的事情,就会寸步难行。反思“习惯”的重要标尺就是关注法治环境的变化,许多官员习惯于“潜规则”,可能一直都没出事,甚至放眼望去,身边所有的官儿都这么做的,但这不一定是对的。因为官场如同金字塔,最后到塔顶只有为数不多几个人,所以看身边大多数人作为参考有什么意义呢?
  在不断变革的法治进程中,法律是唯一能拿到台面上的规则;在一个官员官场“上下”的过程中,每天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总是用老眼光看新事情,看不到事情背后的潜流,看不到时刻变化的趋势,摆脱不了盲目遵从潜规则的习惯,官员就逃脱不了脱缰翻车的命运。
  官运就是官员度量政治、法律、时势的每一个决定。一切不健康的行为,都是从“不拘小节”逐渐发展到“胡作非为”的。养生不能迟,也不存在早,就从现在开始。官运是“红运当头”,还是“霉运缠身”,赖于官员自己的考虑、评估与最后的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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